其一即為順服天子主張。李東陽在正德元年隨劉健、謝遷一道要求天子誅殺用事寺人，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間，李東陽擔負內閣首輔，在任期間與劉瑾有來往應酬之事。查《明武宗實錄》可知，在劉瑾被科罪前，再未見李東陽彈劾寺人用事的奏疏。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乃至一去以明誌向，該種行動節義顯見，也使天子感遭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斷交，又在必然程度上意味著士大夫對自我代價的否定，此不但繫於小我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著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落空了闡揚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通例路子。
王錫爵自二次出任內閣首輔後，非常重視諫諍言行的戰略性，在給同僚的手劄中說：“竊恐稱心一激，則諸公後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入，而後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虔誠打動，以謀謨調停，先得我心矣。”
君臣牴觸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於百官首級，他們難於置身事外，究竟上，劉健、楊廷和等人指導了當時群臣對天子的抗爭之舉。
當時高務實就細心考慮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動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朝士大夫群體較為狠惡的抗爭行動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動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動的公道性？乃至於將此種行動取向置於明朝政治經曆的頭緒中打量，有無政治角色層麵的特彆含義？
昔日嚴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寵任最深之時，也一向都是倒嚴派存在。不過徐階是公開裡的倒嚴派，高拱是明麵上的倒嚴派(注：記得高拱用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諷刺嚴黨集會的話麼？我記得前文中我寫到過。)罷了，總之倒嚴派向來冇有斷過。
“鄭皇貴妃？”
費宏在嘉靖初年隨楊廷和等閣臣與世宗爭“大禮”，“署名公疏，何嘗特諫”。費宏於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間，擔負內閣首輔，充《獻天子實錄》總裁官。查《明世宗實錄》，閣臣石珤在左順門群臣“伏闕”哭諫事件後另有持續議禮之疏，而嘉靖三年蒲月至嘉靖六年仲春間，費宏再未公開非議世宗推許本生父母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