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疏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藉端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禦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所謂“勉強將順”，是指李東陽諸人雖附和士大夫群體的定見，然在君臣牴觸的情境中有很多無法的權宜行動，詳細表示為順服天子主張，和緩諫諍姿勢；
這三人皆曾經以公開的體例同意士大夫群體的抗爭性定見，但是在“伏闕”、“封駁”等諫諍體例未能打動君心之際，李東陽與費宏從君留任，王錫爵複出任事，且皆在君臣牴觸的核心題目上有順服天子之舉。
張誠公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神采：“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講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繁華繁華有影響麼？乃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起碼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所謂“乃克有濟”，實在便是“勉強將順”的目標，所濟為何？在時勢，在天下體貼，難做必然之論，但是卻必定不是純真的諛君之路。李東陽諸人行事另有其原則底線，這從其不肯順服君意追論諫臣之罪，便可看得很清楚。
當時高務實就細心考慮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動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朝士大夫群體較為狠惡的抗爭行動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動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動的公道性？乃至於將此種行動取向置於明朝政治經曆的頭緒中打量，有無政治角色層麵的特彆含義？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乃至一去以明誌向，該種行動節義顯見，也使天子感遭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斷交，又在必然程度上意味著士大夫對自我代價的否定，此不但繫於小我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著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落空了闡揚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通例路子。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前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