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德走前特地找我談過一次, 令我一心還是隻作壁上觀，不要摻雜到李武兩家的爭鬥中, 以她的意義, 遲則一年, 早則數月，這爭鬥便該有成果, 彼時方是我一展雄圖之日。她說得很對，我本不該過早地表白態度，捲入這場紛爭的。便是阿歡，也不該在這時出頭，而應持續冬眠，比及成果清楚的那一刻，乃至是母親駕崩以後的某一時候――倘若我與阿歡隻求安然廝守, 這的確是最好、也最沉著的挑選。
而阿歡仿著我們的模樣，也約了一些女人去談佛論道，模糊地有了個經講社的端倪，隻是不如我們這般張揚――自那日以後，她與我之間便保持著一種奧妙的乾係，夜裡我們還如常在一起，甚而比先更大膽，白日的聯絡卻少了，她忙她的，我忙我的，甚少能聚在一起，更不要提說些私房梯己的話了。但是我和她聊起公事的時候，卻比疇前任何時候都要多，我將本身這邊的動靜半遮半掩地說給她聽，她則將她傳聞的事情當閒話般奉告我，我們從未說過要在某件事上聯手或合作，但是相互之間卻有一種奇特的默契，彷彿有些商定是毋須說出口便能天然達成的。
但是阿歡已等不起了。時勢愈亂，於我越有好處，於她卻更撲朔。不管願與不肯, 她的婚姻已然成為一把龐大的桎梏，將她與李睿緊緊地枷在一條船上, 而我則如駕舟與他們的船並行的梢公，船尾與他們的船相連，風平浪靜之時還冇甚麼, 一旦局麵失控，要麼分道揚鑣，要麼便被相互拖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