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玻璃杯裡倒滿了聖加爾米耶礦泉水,把杯子遞給他,讓他喝點水。我把杯子放到他嘴邊,彷彿他是個小孩。他猛喝了一大口,有幾滴灑落在他的襯衣上。

“天啊,你平靜點啊,老兄,”我說,“你到底在胡說八道些甚麼?”

“明天早上,前台辦事員上去送信,按了門鈴冇人理。她聽到有人在嗟歎。看到門冇鎖,她就走出來。布蘭琪躺在床上。她的神采非常痛苦。桌子上擺著一瓶草酸[109]。”

“有啊。唉,你不曉得她有多麼痛苦!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他的語氣有點不近情麵的輕視。在他看來,布蘭琪・斯特羅夫明顯不過是即將列入巴黎當年他殺得逞統計表中的一個數字。他很忙,冇空再理睬我們。他說如果我們第二天在某個鐘點過來,而布蘭琪的環境又有所好轉的話,或許她的丈夫能夠看到她。

我捏緊了拳頭,想要按捺我的肝火。我勉強擠出笑容。

“他媽的,你有甚麼受不了的,”我煩躁地說,“她這是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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