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紮當即頒發聲明。曆數熱振之過，並宣稱奉達賴密諭，拔除熱振的攝政之位；另宣佈建立“甘哲仲基”――一個近似“僧俗聯席集會”的構造，代替熱振，措置拉薩和前藏的統統政務。
西藏出了亂子，並涉及到四川。
究竟上，彼時朝廷固然在英法手上吃了虧，但在西藏的權威猶在，如果駐藏大臣對夏紮、貝丹頓珠等人嚴詞怒斥，勒兵以待，西藏的內鬨是起不來的――阿誰時候，還冇有人敢造反。
駐藏大臣對西藏，完整不存在甚麼“不乾與內政”的題目。
彼時還是恭王當政，西藏天高天子遠。環境不明，天然以駐藏大臣的定見為準；彆的也想著，既然已成究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就準奏了。
同治元年，哲蚌寺停止“哲蚌日紮”法會，以“攝政減少了法會的佈施”為由，向熱振發難。甘丹寺當即桴鼓呼應。事情愈鬨愈大，當年的祈願大法會被迫延期。
不過，脫手之前，還得看看駐藏大臣的眼色。
高宗、仁宗、宣宗，都曾幾次誇大，西藏“一應事件”，達賴以下，均須“遵循欽差大臣唆使辦理”，“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不但如此，“統統陳稟”，達賴、班禪、噶倫，皆無權“直稟朝廷”――必須由駐藏大臣轉奏。
就是說，達賴、班禪，固然在禮節上和駐藏大臣“相敵”，但實際上，他們不但是天子的屬臣，還是駐藏大臣的屬員。
夏紮方麵放下心來，開端大動兵戈了。
駐藏大臣除了具有西藏的交際權、防務權，還具有行政、人事、司法、財務的最後決定權，是真正意義上的西藏的最高軍政長官。
夏紮和熱振。兩邊兒都向駐藏大臣叫屈，但夏紮和李玉圃勾兌得好，李玉圃回報滿慶，儘派熱振的不是。因而，滿慶下了劄子，將熱振大大斥責了一番。
兩邊齟齬不竭，終究反目成仇，目睹當初熱振和夏紮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未完待續。)
西藏不是朝鮮、越南，不是中國的“屬國”，而是中國的“屬土”。自福康安奏請實施《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以後，駐藏大臣的角色，不再隻是雍正年間的“監督藏政”，也不再是乾隆初期的和達賴喇嘛“共理藏政”，而是作為天子的代表，以欽差的身份，“總覽事權，主持藏政”。
鹹豐八年，經金瓶掣簽，十二世達賴喇嘛成烈嘉措“坐床”，熱振活佛攝政。熱振此人，自大高傲，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每天對著噶夏當局頤指氣使。鹹豐十年，兩邊衝突激化，熱振以“與廓爾喀私通手劄”為由，將首席噶倫夏紮抓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