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隻要獲得大漢的賜印，其政權的合法性，才被世人乃至國人所承認。
因此，自前漢以來，逐步構成一套完整的“賜印軌製”，後代因循成俗。賜印軌製，亦是漢庭對番邦實施“皋牢交際”的首要構成部分。“皋牢”一詞，可追溯到先秦時《禹貢》中所闡述的畿服軌製。後利用於對外事件，而衍生出“皋牢（jī mí）交際”這一觀點。
據上計署統計。每日約有萬人來往轉運。泉州港內庸戶，更衝破十萬人。此十萬人，並非牢固。而是等候轉運的三韓公眾，淤積而至。舊人未走，新人又來。日漸增加。
蘇飛欣然笑道：“大王若能如此行事，亦是我主所願。”
“皋牢交際”，思潮鼓起於春秋，辦事於“內諸夏而外蠻夷”的核心安然訴求。又通過兩漢“大交際”實際，慢慢成熟完美。終成一套被時下遍及承認的交際體係。班固撰寫《漢書》時，在論及漢匈乾係時多次應用“皋牢”一詞。並在《漢書·匈奴傳》末端，將“對匈交際”歸納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進獻，則接之以謙遜，羈靡不斷，使曲在彼，蓋聖王製禦蠻夷之常道也。”
“皋牢之術”，遂成貫穿兩漢四百年對外邦交的首要目標，與“守中治邊”的大國策，相輔相成。
與安設流民近似。城內各處臨時安設點內，皆設有屬吏、醫官、博士、隊率等，建製齊備的薊國吏治體係。與之相婚配。
得大漢賜印，亦是域外番邦“自我承認”的首要見證。
換言之，薊國安設流民，從不是順其天然。解纜之前，乃至早在臨時營地時，便經詳確致的民情梳理與分彆。
“怒而起兵，追悔莫及。今國破家亡，亦是自取其禍。”辰王言道：“但憑王上措置。隻求善待家中長幼，及國中百姓。”
隻要先被大漢承認，才氣獲得自我承認。可類比後代，隻要被洋人承認，才氣自我承認，有異曲同工之妙。乃是“蠻夷”與“諸夏”的身份及位置互換。
馬韓辰王悠悠轉醒。待目能視物，遂見華室都麗堂皇。
釜山港。
辰韓、弁辰二國臣智及以下，儉側，樊秖，殺奚、邑借等大小頭子，歸順降服後，當場轉化成漢官。或為裡長、或為亭長，以此類推。與漢人長吏，協同辦理治下鹽戶。各自舊習，皆有分歧程度的儲存。然凡與《漢律》相悖的蠻荒遺存，則被悉數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