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度軌製是因時而變的，不成能永久保持。自晉武帝司馬炎建國定製以來，已然半個多世紀疇昔了，即便冇有天下大亂，很多規章軌製也到了需求點竄的境地。祖約既然做過尚書，兼顧全域性，對此再了了不過了。但是朝中大老邁都無進取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於他提出的各種建議，常常都當耳旁風，即便在尚書省內部，也以因循之輩為多，祖士少拉不齊充足的擁戴者，實感沉悶。
成果你瞧，裴該在關中先伐司馬保，覆敗劉粲，繼而複收平陽，打了好幾場大仗；而咱家在黃河南北纔打了一場罷了，且未能全得河內郡……
祖約無法地一攤雙手：“三兄為裴文約所惑，豈肯聽我之言？且三兄夙來不管民事，即大政亦一以委之荀太尉、梁司徒等輩。二兄見為尚書，燮理國政，是以弟纔敢來，與二兄共同運營也。”
因此在祖納身上，明哲保身的氣味是比較濃烈的，本日亦是以而警告祖約——你可千萬彆胡來啊，以防蹈了毌丘儉、諸葛誕等人的前車之鑒！
這就是祖約所說的“若共輔天子，恐蹈昔日索、麴的覆轍”。
“裴文約鎮守長安，西事一以操之，雖雲行台，不過幕府屬吏罷了。則其自籌兵馬、變動軌製，能夠涓滴無阻——大司馬全軍之強，以弟想來，亦為此因。”
當然啦，固然也希冀竄改，但倘若裴該身在洛陽，主持改革、變製，祖約是必定會跳出來反對、禁止的，因為他跟裴該的治國理念不儘不異，裴該在關中搞得那一套，以祖士少之見，多數都是亂來。
晉朝最後的政治體製，固然不如後代成熟，卻也非漢初時相權足可拮抗君權的狀況，朝命八公，而政出尚書省，且有中書、門下略加製約，實際上隻要不封拜丞相，就不成能真正的一言堂。雖說拜相確有前例，但根基上全都是宗室藩王，以裴該的身份，還並不敷格。
老友王隱奉勸他，說：“禹惜寸晷，不聞數棋。”祖納答覆道：“我弈忘憂耳。”
正如祖約所言，對於裴該的前程將“伊於胡底”，“如荀太尉、梁司徒等，一定無慮，隻是掩耳盜鈴，佯作不知罷了”。並且就連祖納本身，固然入朝時候不久，對這一狀況也天然有所發覺，並且不肯一樣“掩耳盜鈴”，以是纔會在朝堂上挑明此事，以求群策群力，找到處理題目的體例。
想那漢末之時，獻帝劉協為李傕、郭汜等關西軍頭所挾，而關東諸侯，自討董後便無一兵一卒西進，幫襯著自家一畝三分地，冇人再把天子放在心上。厥後獻帝逃出長安，流浪洛陽，召會關東諸侯來救，成果伸出援手的隻要一個曹操，一個張楊。當時雄踞河北，權勢最大的袁紹袁本初動也不動，意在盤據，毫無奉迎天子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