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乃克有濟”，實在便是“勉強將順”的目標，所濟為何？在時勢，在天下體貼，難做必然之論，但是卻必定不是純真的諛君之路。李東陽諸人行事另有其原則底線，這從其不肯順服君意追論諫臣之罪，便可看得很清楚。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遊哉，畢竟這賬如何算也不成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隻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決然不會有他張秉筆甚麼任務。
高務實之以是此前一向很在乎名聲，器重羽毛，也有這方麵的啟事。本來明朝的閣臣就並非“真宰相”，如果一味以天子寵任而勢壓同僚，卻並非以身作則令人無話可說，不免會有人陽奉陰違，乃至持續不竭地出現出反對者。
李東陽說：“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
實在，對此類行動取向做何種評價，遵循高務實一貫的二分論來看，還是要充分考慮傳統政治文明紋理龐大的環境，製止極度於一方。
其一即為順服天子主張。李東陽在正德元年隨劉健、謝遷一道要求天子誅殺用事寺人，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間，李東陽擔負內閣首輔，在任期間與劉瑾有來往應酬之事。查《明武宗實錄》可知，在劉瑾被科罪前，再未見李東陽彈劾寺人用事的奏疏。
總的來講，大範圍的君臣牴觸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乾係嚴峻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首要，他們無從躲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範圍的抗爭活動後，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勉強從君，兩種行動取向皆有其公道性預設，又皆有範圍，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決定。
在這類環境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歸天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報酬首的在朝大多數官員以為，此發難變帝王統係，於禮分歧，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王錫爵自二次出任內閣首輔後，非常重視諫諍言行的戰略性，在給同僚的手劄中說：“竊恐稱心一激，則諸公後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入，而後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虔誠打動，以謀謨調停，先得我心矣。”
所謂“勉強將順”，是指李東陽諸人雖附和士大夫群體的定見，然在君臣牴觸的情境中有很多無法的權宜行動，詳細表示為順服天子主張，和緩諫諍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