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高務實到底是從甚麼時候起竟然就揣摩起了戶部這些事呢？他揣摩這些事的來由又是甚麼呢？
其為稅者，既非朝廷統統，亦非陛下統統，此財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
前者專司審計，下轄六司。曰農業審計司，曰工礦審計司，曰貿易審計司，曰關稅審計司，曰度支審計司。
這一段則是像天子申明“義利之辨”為何首要。究竟上，這一段不但是誇大“義利之辨”的首要性，也是為他的下文打下說理的根本。
與之相反的，則是高拱付與了“義”和“利”全新的解釋，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謂“義”，就是理財，是辦理國度的財賄；所謂“利”，當然就是聚財，堆積人纔去締造財賄。
七千五百萬貫本以可謂钜額，然此即為元祐初年前宋之歲入否？非也。
“我國度以農為本，逐商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訓。農者天下之本，亦為財賄之本，故前人皆覺得農之為盛，則國必盛焉。但是天下皆農，果可行耶？臣不覺得然。
同時，這也是團健壯學派力量的一種手腕，畢竟從“高黨”到“實學派”，本身就是從以社會乾係為紐帶的政治個人，到以施政理念為紐帶的政治個人的一種竄改和昇華。
當然，奏疏都是先經通政司而到內閣，是以頭一個看到註釋的，乃是諸位閣老。
其上兩署十一司詳情，臣已隨疏具奏……”
又曰：官員任免雖有所製，然貌忠厚奸、表裡不一者自古未可儘察，若朝廷重稅以征，其作奸不法、貪婪自取者所獲十倍於今則如何？
其如人也，士為其首，農為其身，工為其手，商為其足。倘隻餘士農，則其人不成行動，不成作為，乃與人彘何異？
不過這統統都是為了引出另一個要素，他疏言：“故前宋歲入約一億，而其田賦折錢僅約三千萬貫高低(此中什物征收的米穀2445萬石，折錢征收部分未知，但數量不會很大)，比重不過三成罷了；非農之稅款多達七成。故臣言：兩宋之富不在農而在商矣。
臣覺得，此正早定規製之所急要也。凡稅之所征，賬目須清，一兩一錢，來去了了。此非獨稅法之所當變，戶部等衙計度舊製亦當有所更易。入賬出賬，非一人可為；入庫出庫，非一人可掌。層層查漏，級級追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