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閹黨又非東林的袁可立本來並不想捲入黨爭，三殿大工正興，兵部左侍郎有閱視之責，“逆璫魏忠賢與崔司馬柄殘虐，有事大會無不呈麵媚顏，公獨屏居人後，不假辭色。”“經略遣報酬（老酋）弔喪，公（袁可立）恨其（袁崇煥）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歎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代乎？’拂袖而出。大司馬聞之逆璫，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17]天啟六年（162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本來魏忠賢也成心依靠袁可立的才望來支撐和均衡多事的明兵部，但閹黨已經冇法啞忍袁可立的違逆不順，下決計將袁可立架空出朝。袁可立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乎？”（《睢州誌·袁可立傳》），遂被迫致仕歸裡。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自袁可立離職，天下兵馬大權閹黨一手握定。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節寰袁公傳》）。
天啟七年（1627年）春，又派崔文升總督漕運，李明道總督河道，胡良輔鎮守天津。崔文升本來曾奉養光宗服藥，遭到東林黨的進犯。海內爭相望風獻媚，督撫大臣如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相為魏忠賢頌德立祠，紛繁攘攘，唯恐不及。下及武夫、商賈小人。惡棍之徒也都為他建祠。這些祠堂都建得極其工巧，他們侵犯百姓田宅，砍伐墳地樹木，誰也不敢控告他們。而監生陸萬齡乃至要求以魏忠賢配祭孔子，以魏忠賢的父親配祭啟聖公。[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