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蒲月十三日，曾氏上《謹陳籌辦景象並請收回鹹命折》："惟節製直、東、河南三省，則微臣不敢拜此寵命。臣以菲材，參司兵柄。江南粗立寸功，皆諸將艱钜百戰而成，臣並未躬冒矢石。頻叨懋賞，抱慚已久。今則精力弱頹，公事廢弛，心神則無端驚怖，多言則舌端蹇澀。自問蒲柳之姿，萬難再膺艱钜。"曾國藩的奏請不但未獲得朝廷的批準，反而給他一個節製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處所文武員弁的大權。曾國藩一麵上疏推讓節製三省之命，一麵知君命不能違背，開端調兵遣將，籌辦北上。
"好，你回書房去，我想想看。"曾國藩背手在屋子裡踱了幾個來回，然後坐在案桌邊磨墨援筆，在抄本的扉頁上題下了幾行字：
《棠棣》為燕兄弟之作，《小宛》為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棠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儘力之忱。餘久困兵間，溫甫沅甫兩弟之參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甫堅毅果摯，遂成大功，餘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誡，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名斯稿為《鳴原堂論文》。曾國藩記。
曾國藩極不甘心再上疆場。湘軍陸師裁撤得差未幾了，名將分離，職員銳減。金陵隻要五千人，彆的就是駐寧國的劉鬆山部、駐承平的張詩日部，加起來不過八千。撚軍馬隊強大，湘軍無馬隊。長江海軍不能北上守黃河。這三個根基環境，決定了湘軍不能與撚軍作戰，起碼不能星夜出省。他對朝廷明知這些環境而嚴旨催促感到不滿。彆的，撚軍活動的範圍達湖北、河南、安徽、山東、江蘇五省，要與五省督撫協同作戰，在如此廣漠的處所與撚軍周旋，都不是易事。更何況芥航法師"平生鼎盛期間已過"、"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要在風平浪靜處安身"的話，對曾國藩也影響至深。因而他上奏皇太後、皇上："臣精力日衰，不任艱钜，更事愈久，心膽愈小，懇恩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稍寬臣之任務，臣仍當以閒散職員效力行間。"曾國藩知朝廷最慮京畿之安然，以及僧格林沁殘部的安設，他與李鴻章籌議後，決定調潘更始率淮軍五千人赴天津以衛畿輔，調劉銘傳率部赴濟寧，藉以安寧濟寧僧部老營的軍心。李鴻章最喜任事，他看準了湘軍元氣已竭，剿撚非得淮軍不成，他要在撚戰中把淮軍的聲望大大進步，最後將湘軍比下去，他本身也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李鴻章重施當年淮軍下上海的氣勢，用輪船將潘更始部五千人由海運赴天津，又命劉銘傳帶領所部速赴濟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