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道：“既已流亡，罪名天然就定了。不管事出何因，這些吏人都不能再用，不然今後誰能夠治他們？官不能製，他們不就成了處所之主。為朝廷計，為百姓計，流亡的吏人決不成於用。不但是鞏縣，其他處所一樣如此辦理。”
想了想，徐平道：“要不如許，夏稅未完之前，統統依鞏縣上奏為準。如果縣衙不能完成夏稅，則論如律，此不必多言。稅能完足，再從臨州抽調得力職員，前去徹查。”
不成否定，吏人中也有重情重義的人，也有深明大義的人，那是小我。從團體上吏是無義的，以是官不成以從吏人當選，吏除了錢，是冇有政治前程的。吏要想仕進，必須先辭去吏職，才氣夠受保舉，插手科舉。如果不如許做，把持住基層的吏人，就把持住了社會的上升通道，會形成非常卑劣的結果。汗青上官吏不分，以吏為官的，有兩個朝代，一個是秦朝，一個是元朝，都冇有留下好的統治經曆。
啟事知許州兼任的京西路安撫使司已經撤消，新設幾個都巡檢司，賣力處所治安。前些日子方纔安定了反叛幾年的張海之亂，初顯鋒芒，剛好再到鞏縣去再立威。
政事堂裡，徐平看著京西路關於鞏縣的奏章兩眼發直。全數吏人流亡以逼長官，這類事情產生了不止一起了，從景祐年間以後特彆多。但彆的處所產生這類事，常常是官員完不成任務，或者被劾，或者調任，路監司為官員討情。鞏縣分歧，吏人個人流亡，王安石冇有比毫完不成任務的擔憂，而是主動上章，要求對流亡吏人重懲。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纔是有才的，隻是鋒芒太露。吏人流亡，長吏躲不過逼下太嚴的罪惡。京西路固然上奏是吏人貪瀆，驚駭事情敗露而叛逃，我看一定就如此。動輒一兩千貫的弊案，令簿難逃失策之過。依我看，此事不成逼吏員過分，當安閒商討。”
跟著敕令而來的另有徐平一道手劄，奉告王安石，吏亂官不能脫罪，隻是不能現在治他的罪，而讓吏人懷幸運之心。讓他儘快安撫處所，特彆是夏稅不能出任何亂子。再一個前些日子賣出去的官營財產，有如此大的情弊，王安石失策。接下來的日子，對統統的財產重新梳理一遍，不縻費朝廷之財，也不要讓百姓虧損。
本來王安石對工貿易鼎新不上心，為政講究崇本抑末，農業是本，工商是末。船埠四週一處邸店就能呈現兩千多貫的弊案，讓他吃了一驚。兩千多貫，頂得上多少良田，讓他重新考慮工貿易與農業的乾係。對於此次的工商鼎新，有了新的熟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