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接了書，口中道：“李泰伯學問踏實，當時又正在省主身邊，他做注恰是最合適。”
宋祁躊躇了一下，才道：“省主是感覺李泰伯作的注另有不敷的處所？”
徐平又道：“比來西北不寧，上書言兵的官員很多，朝廷成心編輯一部兵法，總結曆朝兵政得失。此事固然還冇有定下來，但勢在必行。這類大事，天然少不了需求館閣官員著力，你要調配人手，不要使事情牴觸了。”
鞭策這件事最努力的便就是徐平本身，第二個是翰林學士夏竦。夏竦文纔出眾，從各方麵來講，他都很有些丁謂的影子，隻是冇有丁謂的手腕和才氣罷了。心機靈敏的夏竦感遭到了將來西北必有一戰，兵戈他不在行，但掌控政治機遇的才氣卻分外出眾。因為天聖年間站錯了隊，趙禎親政以後夏竦頗受架空，他把西北事發看作本身東山複興的機遇。以是這個時候夏竦冒死鼓吹在西北加強兵力，朝廷正視武備。
這是一項耐久的事情，非一朝一夕之功，讓統統館閣官員把精力都放在這上麵實在是華侈。跟著新政的推開，朝廷官員對《富國安民策》有了更深的瞭解，一部分人也有分歧的觀點，是時候展開進一步的事情了。占據認識形狀的高地，不是靠著這一套書就萬事大吉了，必須一向深切下去，作注便是一個加深瞭解的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