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殛斃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馳驅流亡，入於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
天人感到在必定君權神授的同時，又以天象示警，異災譴告來催促束縛帝王的行動。以為：“國度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奇特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詩》不雲乎，“嗟爾君子，毋常安眠，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奇特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六合暢通而來往呼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經驗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以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當代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成不消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穩定，道亦穩定，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以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係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但是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儘美矣，未儘善也”，此之謂也。
老祖宗的天人三策的能力自是分歧反應，這三策的短長之處，在於董仲舒雜揉諸家，加以生長，接收了陰陽五行學說和對天然征象的比附來詳確論證，將這個學說生長成為天人感到學說。董仲舒以為《春秋》一書記錄了幾百年的天象質料，所今後代災異要以《春秋》為按照來解釋。他通過援陰陽五行學說解《春秋》考查此中與天災人事的聯絡，從而建立起“天人感到”學說。“天人感到，君權神授“是董仲舒天人乾係的核心。
因而天子複冊之。
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儘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裡，說德歸誼，此承平之致也。但是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來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超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超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上意罷了。”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