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維禎所說，便是以武力為後盾，通過招安一併肅除山西的亂情，比周延儒的高屋建瓴又更詳確一些，很合適他兵科給事中的身份。崇禎讚道：“汝所說甚合朕意。”
一旦他們真正成熟以後，統統的傳統馬隊都後進了，包含以凶悍著稱的北非馬隊在內，後金的滿八旗實際上大多是步戰，陳新更有掌控能在數量不異的環境下占有上風。
這些軍隊分開後，楊鶴在陝西冇有精銳能夠動用，崇禎二年的大旱使得環境更加惡化，流寇乘著明軍分開的權勢真空，開端在各處活動，年底時東路流寇有部分進入山西，一樣大旱的山西成為流寇的又一溫床，大量費事百姓從賊，出產更加被粉碎，產生更大的惡性循環。
劉嘉遇低著頭道：“回萬歲，亦有主剿者，如參政洪承疇，然各府府庫寬裕，常隻餘數千銀兩，大兵一出，用度不敷，究亂民之始，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如果冇有活路，不過此散彼聚，終無已時，以軍戈相向，剿不堪剿。是以楊大人以為剿局不易結，必得剿撫兼備，然招安之局一樣不易結，還是賦稅用度不支，空言招安，旋又叛去。”
宮牆重重的紫禁城中，崇禎在乾清宮中調集了各部官員廷議，各官神采凝重，他們所參議的不是東奴，而是越來越浩大的山陝流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