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節流”，顛末營中各派狠惡的會商後，趙當世終究點頭定論，一萬兩千人，毫不是現在趙營能支撐得起的常備軍數量。就看左良玉，那般財路廣進，手中捏著的也不過五千來人，一如當初四川總兵侯良柱，把控了幾近統統的川陝通路，兵也多不過五千。這當然一方麵是怕人數過量引發朝廷猜忌，另一方麵也實在是疲於養兵的承擔以及練兵的壓力。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趙當世的觀點與他們分歧。他從始至終都是精兵線路的果斷擁躉，偶爾順勢合營或者擴多數隻能看作權宜之計。豢養龐大的軍隊，對後勤以及練習是極大的應戰，趙當世腦袋很復甦，裹挾蟻附加剽掠的體例當流寇能夠使，要定下來萬不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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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題的核心，卻不在這兩處銀礦，而在鹿頭店。
他的設法並非伶仃，兵越帶越少，營中軍將也有好些感到愁悶。
“本想受了招安，就好過上清閒日子，哪想到當了官，這手底下能使喚的兵馬，還少了去。”郭如克本就對招安有定見，這下更是不滿，私底下恁地牢騷滿腹。
這件事，歸結到底就是一個字——錢。
“此二礦坑近些年已有乾枯之色，想來開采光陰無多。誰料就在半月前，大阜山又新探出了銀脈，說是所蘊甚巨，如若開采，贏利可想而知！”左思禮目光炯炯，說罷喟歎一句，“怕真是龍興照拂，庇廕此縣。”鹿頭店正東倚大阜山，與山中銀脈自也近在天涯。
實在有明一代，對於采礦業根基是持悲觀態度。朱元璋乃至曾直截了當說：“銀礦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成開。”以是明朝建國初期，觸及金、銀、銅、水銀等礦業根基照搬前代普通出產，並嚴禁官方私采，即使是官府，也隻“間或差官暫取，隨即禁閉看管”。洪武以後禁令方開端鬆弛，比方永樂、成化年間都來湖廣“大開礦采”。範圍盛時，在武陵等十二縣即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以是湖廣采礦之業早有前例。當今律令廢弛，好處當前，左良玉敢以一武官身份犯禁，亦不敷為奇。
趙營當前全軍一營，總計有一萬出頭的人，馬軍將近一千五百。即使將這些人全算成是最根基的步兵，將米、豆等全都折分解錢，趙營每個月也要為這一萬二千人付出將近二萬兩銀子的開消，順次一年下來，加上其他雜項開支，軍費會在二十五萬兩高低浮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