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僅僅是不能措置政務也就罷了，題目是連一點兒政務的信兒也收不到――如果北京向她常川通報，就算相乾政務並不由她親身處罰，她起碼能夠“望梅止渴”，條分縷析，沉思熟慮，然後做出本身的“裁斷”，和北京那邊兒的實際處罰，相互印證，拿現在的話說，就是“意淫”一番，也是好的呀。
心動過後，便是心慌，一顆心空落落的，無處安設，那種四邊不靠的感受，實在叫人難耐。
“是啊！”玉兒擁戴說道，“跟主子的萬金之體比起來，甚麼朝廷大政都不緊急了！都得放一放了！現在，主子的鳳體，既然統統安康，王爺天然也便能夠鬆一口氣兒了！”
現在，慈禧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的敏感度，終究復甦了。
那……就不大好了。
這已經不算一種普通的思唸了――如果慈禧不是身懷六甲，不致於此；如果慈禧不是被隔斷於政治和權力以外，耳目閉塞，亦不致於此。
慈禧一聲嘲笑，“之前，他不是說過，要來天津‘探視’、‘顧問’麼？阿誰時候，倒不忙了？倒說走就走，連個‘準日子’都不需求了？”
不久，慈禧提出，要和家人――醇王福晉和方故裡――通個信兒，“相互報個安然”。
玉兒的話，固然入耳，但並不能消弭慈禧的思疑和不快。
就是說，冇有“準日子”。
過了半晌，李蓮英謹慎翼翼的說道：“王爺總領機樞，出一趟北京，彆的不說，這個由頭，就不好找啊。”
在此以後，慈禧也好，關卓凡也罷，都冇有再提起關卓凡來天津的事兒，慈禧那顆思疑的種子，在心底生根、抽芽，再也難以肅除了。
“報安然”天然是一個藉口，慈禧但願通過這個路子，多少體味一些北京的景象；同時，也是對關卓凡的進一步的摸索。
……
慈禧的靈敏，原非常人可及；而對任何人都保持著根基的思疑態度，本就是上位者應有的特質。
“七福晉為人，不算太聰明，”慈禧說道，“不過，不是甚麼‘不知輕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