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著提出了本身的觀點：
“居本日而欲清算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彆無動手之方。伏願我皇上顧念社稷生民之重，時勢艱危之極，常存欿然不自足之懷，節流冗費，講究軍實，培養人才……使天下有誌之士無不明於洋務，庶練兵製器各事可期逐步精強積誠致行，尤需光陰遲久乃能有濟。”
1875年年初的中國政壇能夠說相稱熱烈，在關於海防籌商的上諭下達以後，大臣們上奏的奏摺便如同雪片般紛繁而至。而群情的內容也是風生水起。
“……自有洋務以來，疊次辦結之案，不過委曲姑息。至本年日本發兵台灣一事，經水陸將士拚力血戰，始驅除之……臣於台事初起時，即緘商總理衙門，謂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庶和可速成而耐久。洋人論事非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夫臨事籌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時備豫，倭兵亦不敢來，焉得謂防務可一日緩哉？茲總理衙門陳請六條，目前當務之急，與今後長遠之圖，業經綜括無遺，洵為救時要策。所未易猝辦者，人才之可貴，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席之難除。循是不改，雖日事設防，猶畫餅也！”
“……該王大臣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耐久各條，均繫緊急機宜。著李鴻章、都興阿、沈葆楨、李鶴年、李瀚章、英瀚、林義哲、張兆棟、文彬、吳元炳、裕祿、楊昌睿、劉坤1、丁日昌、王文韶、陳湜，詳細籌商，將逐條實在體例，限於一月內複奏。不準空言塞責！”
“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邊界。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互市佈道，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要地，陽為和好之名，陰圖吞噬之計，一國肇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裡；軍火機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敷限定，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勁敵！內亂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欲以成發製之，比方醫者療疾，不問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誠未有見效也。”
兩廣總督英瀚、安徽巡撫裕祿乃至受命檢閱長江海軍的彭玉麟則以為：與其加強海防。還不如“整飭長江防務”，覺得“東南長遠之計”。
接著，他又把群情鋒芒指向誇大陸上邊陲防務的“塞防論”，進一步誇大“海防”重於“塞防”的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