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急集會上，劉鼎請林詩梓代表保信軍節度使林度宣佈，由佴泰出任舒州刺史，諸葛斌出任舒州長史，彆離代替王博和薛成的職務。舒州臨時還冇有人曉得他們兩個已經在廬州那邊被罷免罷官，還覺得他們是廬州派來的，是以並冇有甚麼貳言，反而對廬州的敏捷反應表示了詫異。有些人對於佴泰和諸葛斌也有所耳聞，天然是堅信不疑，連林詩梓都感覺獵奇特，劉鼎為甚麼不本身兼任刺史，反而要找兩個廬州來的官員。
舒州目前的財務支出，還是相稱可觀的，年支出（歲入）超越3萬緡（貫）。這是個了不起的支出，要曉得，唐朝末期藩鎮盤據，戰亂不竭，出產力遭到極大的粉碎，首要的財務支出，主如果來自鹽鐵專賣，彆的另有茶稅、酒稅等專賣品，淺顯的稅賦支出極少。按照質料記錄，大曆初鹽利支出為60萬緡,末年超越十倍,那就是600萬緡,占國度財務總支出的60%。至於唐前期，跟著茶稅的日趨減輕，茶利也同步增加，約莫每年贏利100萬緡。
因為地盤兼併嚴峻，很多的舒州本地人落空了地盤，因而紛繁外流，戶籍上記錄的人丁實在是底子不存在的，特彆是望江縣，如許的環境最為嚴峻，因為雷池水寇的影響，本地起碼有五分之一的戶籍人丁是空戶。當然，舒州也有從彆的處所遷徙來的人丁，在江南的宣州等地，地盤兼併比舒州還要嚴峻，向來流亡過來的流民更多，舒州刺史衙門之前曾經做了初法度查，發明從江南地區遷徙過來的外來人丁，起碼有兩萬多人。
安史之亂今後，唐當局按照宰相楊炎的建議，頒行兩稅法。兩稅法規定每年彆離在夏秋兩季征稅。它的首要內容為：當局按照每年的開支肯定賦稅總額，然後分攤征收；以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墾田數作為分攤稅額的標準；租庸調和其他冗賦全數打消，按地盤和財產的多少征收地稅和戶稅；販子在地點的州縣征稅，稅率為資產的三非常之一。
唐朝的稅法，從租庸調到兩稅法，始終冇有完整拔除遵循人頭收稅的規定，兩稅法內裡也始終儲存著戶稅，使得官方藏匿男丁的民風還是比較嚴峻，常常呈現一家十幾人，但是冇有一個適齡男丁的環境，這是統計人丁最大的停滯，也是形成流公浩繁的首要啟事。遵循諸葛斌的估計，現在舒州的戶籍男丁隻要不敷萬人，實際上應當遠遠超越此數，這都是因為藏匿男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