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牴觸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於百官首級，他們難於置身事外，究竟上，劉健、楊廷和等人指導了當時群臣對天子的抗爭之舉。
在君臣牴觸情境中，李東陽、費宏皆因天子挽留而不果行。王錫爵奉召入閣，其諫諍姿勢相較於前任閣臣王家屏，大為和緩，且一度支撐朱翊鈞“三王並封”的發起，三人皆因“出”、“處”之節而飽受言論攻訐。
而在重視到那些與君主狠惡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重視到與劉健同期間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期間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期間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團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總的來講，大範圍的君臣牴觸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乾係嚴峻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首要，他們無從躲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範圍的抗爭活動後，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勉強從君，兩種行動取向皆有其公道性預設，又皆有範圍，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決定。
此時申時行公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麵色如常，淡淡隧道：“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那麼，閣臣取勉強之道立朝，其政治實際的特性又如何？諸如“和緩”之類的描述詞，隻是對一種行事氣勢的簡樸化描述，連絡李東陽、費宏與王錫爵在首輔任內的政治實際，高務實當年總結出三點行動特性。
閣臣若沉默，直至勉強從君，這有助於當事者獲得天子的信賴，進而采納能夠的手腕來和緩嚴峻氛圍。但如此為之，在強諫明誌者前赴後繼的政治氛圍中，則不免要接受關於名節有虧的言論指責，以及隨之而來的心機焦炙。
李東陽、費宏、王錫爵轉而慎言君非，但這並不料味著其政治代價觀因強勢君權而產生根賦性子的變異，如王錫爵爭奪使朱翊鈞早定“國本”的初誌始終如一，其自明心跡雲：“不肖發瓜州以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儲事。”
“鄭皇貴妃？”
眼看著張誠與王錫爵立即就要談崩，畢竟是申時行這位以八麵小巧著稱的首輔更懂“彌縫”之道，恰到好處地插了一句話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