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元標的鋒利的言辭，也是毫不減色。
身為禮部尚書，又有敢言之名，林延潮的兩封手劄可謂令人耳目一新，令天下的讀書人對於事功學派有了更深一步的體味。
其在信中寫到，見字如晤，得大宗伯之信，喜不不堪……信中所言，對上以約禮，對下以約法，一句勝道千言，千古治道儘括此中。
在翰林院的新民報上，方從哲自作主張將林延潮與鄒元標二人的手劄辯論直接在報上刊發，並以翰林院的態度在二人的辯論前麵頒發社論。
林延潮對鄒元標這論點竟感受無從辯駁，一時也不曉得如何化解纔是。
循循相因，無疑於固步自封。千百年來以降，代代皆是大爭之世。
這就是陸九淵說的‘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之境地。
古時身強力壯者為尊，但厥後贏弱墨客也可為官。
大明天子萬曆天子憂心於國本之事，想著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亂世百年讓大大夫們貧乏憂患認識，從上到下隻想著如何搞均衡，如許甜睡的雄獅不抽幾個鞭子是決計醒不來的。
但放在人上？如何能等閒說一小我有效冇用？
再比如程頤諫折柳，天子不過折了一根柳枝有甚麼，讀書人常笑在程夫子麵前，連柳樹也不折了。
新民報定位就是麵向讀書人層麵並走大眾線路，不怕彆人說本身媚俗，也不怕彆人笑話層次低，但在文娛之餘在時政的批評上還是相對公道客觀，選題上側重於經濟民生，並儘量解釋得淺顯化，不是動則以經義亂來人。
這些合在一起在讀書人中垂垂鼓起了議論實學的民風，很多有識之士目光轉向經濟民生，而不再是專注於經義禮法之上，這一場朝野高低辯論，就在大明朝這內憂內亂的環境下貫穿了全部萬曆十九年。
以是這柳樹老百姓能夠折，天子就不成以折，折了就是違禮。隻要違禮，就是有涓滴不對的處所，讀書人也該當上諫，不然已經是刑不上大夫，若連說也不讓說，也就無從束縛天子了。
但孔子說過，殷禮從夏禮而來，但有所損益，周禮從殷禮而來，但有所損益。由此可知十世百世今後的禮，雖說相秉承，但也是可損益的。
林延潮與鄒元標之間通過手劄來往，引發的論爭也是達到了岑嶺。
至於刑不上大夫，也不是保持尊卑，而是等閒苛刑於上，如許無人勇於任事。
林延潮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心底盪漾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嚴複的天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