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京瞻仰。可告以速將各條定議讓步。並將兵船退至攔江沙外。然後再議進京之事。中國以誠信待人。亦斷無彆意。惟各國向無進京之例。此次應施禮節。亦須相互商定。遵循中國禮節。至各夷進京。中百姓人。亦必驚奇。更須先為曉諭。不能臨時猝辦。再進京之請。皆俄夷從中播弄。英、佛、米皆厚利。疇前並無此說。
“現在國事艱钜，英法兩國船堅炮利，我們的新軍又冇練成，那隻能是忍辱責備了，”德齡持續說道，難為他把皇後的話複述地如此全麵詳確，“賠款少些，可濟急，彆的那些侵害中國的條目，說不得隻能飲鴆止渴，臨時先吞下罷了。”
耆英諒已馳抵天津。便可往見英、佛（法國）、米（美國）三國。將所求之事。妥為裁奪。如桂良、花沙納所許。該夷猶未對勁。著耆英再行允準幾條。或者該夷因耆英於夷務景象熟諳。可消弭進京之請。則更穩妥。此時桂良等作為第一次準駁。留耆英在後。覺得完整此事之人。津郡景象。甚屬危急。不得不通融辦理也。將此由六百裡密諭知之。”
吏部尚書周祖培、刑部尚書趙光、工部尚書許乃普等10餘人聯名上奏，提出“公使駐京”之“八害”：1、知我行動，既速且詳；2、建立高樓，窺我宮禁；3、修建使館，拆遷民居衙署；4、張望陛路，無人敢禁；5、設館佈道，去我衣冠禮樂；6、民夷雜處，設有鬥訟，無從訊斷；7、包辦商稅，肆意來往，門禁稅收儘廢；8、朝鮮、琉球等國，由此滋長驕易之心。
覺得仰仗耆英疇昔與英方簽約的經曆必能成事，可英法聯軍早在占有廣州後翻遍了廣州官府的檔案，對當年南京條約的黑幕一清二楚，便多次刁難耆英，並拿出耆英在兩廣任上公文內裡對於洋人欺侮的話語，反過來熱誠耆英，耆英慚愧難當，見不能成事，2天後擅自回京。6月13日至18日，桂良前後與俄、美兩國公使簽訂了中俄和中美《天津條約》；19日，桂良奏報與英國構和環境：英國要求使節長遠駐京，除宮禁要地外，都城任行無阻。動靜傳到北京，很快引發滿朝大嘩。
如此之多的官員就“公使駐京”一事，在同一天裡進言，在鹹豐朝已經屬於不小的政潮。但是這些進言者，對當時歐洲各國已經遍及實施的互派使節的常例，完整不體味。隻是用他們意念中的使節駐京形式，來猜測其風險。實在將反對“公使駐京”的來由，表達得最充分的，還是鹹豐帝本身。他在給桂良的硃諭中明白指出：“準夷酋之偽欽差駐京，動受挾製，戰撫兩難，貽害無窮，不如戰”。6月24日，鹹豐一麵號令桂良以“我等如私行答應，大天子必將我等從重定罪”的藉口遲延，一麵下旨給在天津的僧格林沁，更加戍守，籌辦分裂。桂良第二天接到此諭，英方也恰於這天送來條約草案，要求於次日具名，不容變動。26日下午，英國特使額爾金派人表示，如不定時簽約，當即開戰。當晚6時，桂良與額爾金簽訂了包含“公使駐京”內容的 《中英天津條約》。27日，又與法國專使葛羅簽訂了《中法天津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