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三國期間，國與國之間職員活動很頻繁，有的是戰事所迫，有的是逃荒避災，也有跨地區的商賈。
“同事一場，告諸君知，大行台政治用士殊異公府……”
這些人大多居住在華州城中，調集起來倒也便利，過了大半個時候，便連續登門，長幼皆有。
西魏編戶較之同期間其他兩個政權固然未幾，也起碼也得有幾十萬戶的編戶數量。每一編戶便要造一計帳，其謄寫與清算彙總的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蘇綽之於西魏北周的政治扶植意義之大，言其總工程師都不為過。他所提出的《六條聖旨》，在後代也被闡述諸多。
李泰聽到這裡，便明白這些人大抵味利用在哪一方麵了。
聽到這話，在場幾人頓時又欣喜衝動起來，特彆那年青人楊鈺，更是一臉熱切的說道：“卑職一身誌力，渴待國用，若得大行台相召鑒量、收列軍府，一腔誌氣便不謂孤負！”
體味到這些後，李泰便也認識到宇文泰對基層行政職員的饑渴程度了。
固然賀蘭德也不能篤言司徒府這些佐員以後會被安排到甚麼詳細的崗亭上，但在明白西魏眼下的行政窘境後，李泰便決定優先加強這些人計帳公文的謄寫和算賬才氣。
更何況公府掾屬也並不是甚麼卑賤官職，北魏年間常為世家清流解褐之選，一者諸公、開府本就多為其世交親長，二者這些府職也多安逸不累，活少錢多離家近，還能刷名譽、搞交際，何樂而不為？
賣官的收成三分之二都送去商原鄉裡供李泰花消，其他的一部分則仍儲備家中保持家計，可見高仲密也的確不是純真的妄圖享用才搞出這件事情來。
獨立言之的計帳，就是當局當年租調稅收的一個概括，以供當局行政量入為出。後代隋唐帝國對財務稅收的辦理，也都大抵因循蘇綽所製定的這一計帳根本。
賀蘭德先隔空拍了一個馬屁，然後才又說道：“但今關西人才簡樸，特彆州郡在治事員甚缺，亟待補充。公府滿秩諸員，多發州郡為用。近年行台蘇尚書又掌議儘天時、均賦役，計帳戶籍須重新造起，州郡事員要勤走鄉裡勸農督課……”
“叨教長史，這些佐員若赴大行台聽用，大略會授給如何職事？”
“我不管你等各自心胸思慮，既然捐身公府，可見恥居下賤。司徒公為國蓄才，高義采取。也恐你等乍領職事、無所適從，以是著我傳授幾項為官任事的才氣。若能學業優良，司徒公還會具紙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