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事作墨客
另一個典範例子是《四夷附錄》所論兵事。歐陽修說：自古蠻夷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製蠻夷，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裡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成失之時。……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不幸世宗遇疾，功誌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複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為蠻夷。彼其為誌豈不成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竄改屈伸，豈戔戔守常者所可識也！這一段話要和歐陽修彆的議論兵事的文章合看。歐陽修始終反對軍事上因循輕易，主張備戰出攻。特彆是在《言西邊事件第一狀》中，更說到用兵的機會題目。他總結慶曆以來用兵的經曆經驗，指出“往年已驗之失”，提出“本日可用之謀”，以為應定“出攻之計”，要用“製人之術”。不要“到處為備”，導致“我勞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他以為這時隻要打擊，才氣戍守。但宋朝廷始終勉強乞降，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地盤，並且還要賂以大量的銀帛。歐陽修對於宋統治者的脆弱無能，是非常不滿的，而對於後周世宗的昂揚有為，則是非常敬佩的。他對後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乃至“功誌不就”，非常憐惜。他是但願宋朝能夠持續如許的功烈的。像如許的群情，講的是汗青，針對的倒是實際。文章最後攻訐“守常者”，實在也恰是對宋朝因循積弊的指責。著書以垂鑒戒，是歐陽修著《新五代史》的首要目標。這在北宋當時是有其政治啟事的。北宋期間的一些體貼國事的文人學者，普通都很重視研討前代治亂興衰的汗青經曆，覺得當代的鑒戒。歐陽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師魯、司馬光，也是如此。他們的重視之點都在治亂興衰，而不在典章文物。是以，歐陽修也好，司馬光也好，其所記敘的重點，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獻存亡。作為一代之史來要求，這確是個缺點；但作為一家之言來對待，這也恰是一個特性。《新五代史》不詳典章軌製，可否由此便說歐陽修不正視汗青文獻呢？從歐陽修的全數學術成就來看，究竟也並不如此。究竟上，歐陽修對於當代文獻還是非常重視的。所著《集古錄》就是明證。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