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三年（1043年），富弼與範仲淹等人同時在朝，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臣，一時朝中名流雲集，人才濟濟，士大夫們寄以厚望。麵對內憂內亂，宋仁宗想鼎新弊政，興趣承平，因此特彆禮遇富弼、範仲淹、韓琦等人，親賜手詔，讓他們條奏當世急務。玄月，仁宗在天章閣親身召見富弼、範仲淹諸大臣，賜坐，給筆劄，讓他們疏奏改革政事，同時任命富弼主持對北邊談判，範仲淹則賣力對西邊防務。不久，富弼與範仲淹聯名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幸運、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號令等十項以清算吏治為中間的鼎新主張。厥後富弼等人還多次伶仃上奏，宋仁宗采取了大部分定見，連續公佈幾道詔令。如許，由範仲淹主持、富弼等人主動參與的“新政”開端實施。玄月二十二日，仁宗采取富弼嚴明法製的建議，命史館檢驗王洙、集賢校理餘靖、歐陽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的條例筆墨彙編成冊，覺得法典法紀，最後成書《祖宗故實》20 卷。
澶淵之盟今後，遼宋兩邊互派使節，禮尚來往，保持了近四十年的戰役局麵。但因為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再一次大敗，西邊戰事吃緊，北部邊防空虛。因而契丹決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威脅，於慶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蕭英、劉六符作為使者前去宋朝“索地”。他們遞上國書，一麵責備宋朝不該討伐西夏，更不該違背澶淵之盟，如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麵又說後周世宗所攻取的關南，本是後晉割給契丹之地，若要保持和約，就必須將關南地償還給契丹。當時大兵壓境，宋廷高低一片錯愕失措。仁宗在預選誰可出任赴契丹談判的“國信使”時，舉朝大臣之前程莫測，怕出不測，不敢報命。宰相呂夷簡和富弼有私怨，乘機向仁宗保舉富弼。當此危難之際，年屆不惑的富弼挺身接管保舉，慷慨奔赴國難，他被任命為接伴使，向仁宗告彆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仲春，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縣）驅逐契丹使，蕭英藉口腳有弊端回絕行拜見禮，富弼說：“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說得蕭英寂然起敬，隻幸虧彆人攙扶下行了禮。富弼和蕭英談得很坦白，蕭英也毫不粉飾他南行的真